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，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，强调“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”，这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，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，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完善全社会共建共享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鲜明的特点，就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，凝聚全社会力量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，预防和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。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更新观念，统筹整合资源力量，进一步形成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综治协调、相关部门齐抓共管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，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。

互联网时代是紧密关联的时代，基本要求是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社会合作。这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新要求，也为形成共建共享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提供了新平台。我们要改变单干、封闭、独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确立合作、互通、共享理念，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要更加注重合作，树立团队精神，加强协同配合，做到互信互助，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合力。要更加注重互通，以开放心态，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沟通、设施联通。要更加注重共享，以互利互惠思维，整合资源力量，提高综合利用效率，实现优势互补、各方共赢。

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，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，确保各归其位、各担其责。实践证明，全社会积极参与，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，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活力源泉。我们要在全社会培育安全文化，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，激发社会自治、自主、能动力量，努力形成社会治安社会治理的格局。要善于创新思路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提供公益岗位、实行举报奖励、运用众创、众包、众筹等办法，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。要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、风险与责任关联、激励与惩戒并重的制度，打造社会治安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。

二、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

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，特别是信息科技向数据科技的发展，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，也给我们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。我们要形成一种机制，就是自觉学习新知识，善于开动脑筋，创造性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最新成果破解社会治安难题，提升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水平。

大数据表示的是过去，但表达的是未来，其意义就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整合、挖掘，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事物本质、把握未来走向，从而发现新规律、提升新能力。我们要坚持用数据说话、用数据管理、用数据创新，全面采集人、地、物、事等基本信息和吃、住、行、消等动态信息，加强关联分析、碰撞比对，使预警更加科学、防控更加有效、打击更加精确。

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、可视化、全程留痕等特点，可以对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进行全程追踪，为防控社会治安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。我们要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、物质流，运用电子标签等新技术，构建生产、运输、存储、销售、使用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，把先进理念、工作要求转化为制度、程序上的硬约束，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、预警，预防和减少社会治安案事件的发生。

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创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模式，是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水平的重要途径。我们要以信息化整合警务资源、改造警务流程，实现大情报小行动、先情报后行动。健全卫星定位、无线查询、视频指挥等新型扁平化指挥模式，实现点对点调度，提高指挥专业水平和效率。加强信息化合成作战平台建设，完善合成研判、合成侦查、合成防范等集约化运行模式，打造部门联动无缝隙、数据应用无死角的合成作战体系，从整体上提升战斗力。

从信息化、自动化到智能化，是科技发展的必然。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“脑力+信息”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，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，也为打造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。我们要坚持智能化发展到什么程度、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就跟进到什么程度，努力做到一体设计、同步推进。要结合感知交通、感知社区等智慧板块建设，打造一批社会治安防控和智能化建设有机融合的示范工程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化建设成果。

三、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

现阶段，我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性矛盾，又有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殊性矛盾。当前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。尤其是新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也潜伏着许多新风险。检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的高低，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，更要看常态下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效果。我们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，把源头治理、动态管理、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，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牢牢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。

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，是科学民主决策的推进器、社会稳定的减压阀。近年来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但评估不规范、选择性评估等问题仍较突出。我们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的刚性门槛，抓好决策前风险评估、实施中风险管控和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等操作程序的落实。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，对未经评估或无视风险作出决策，造成重大损失、恶劣影响的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“风起于青萍之末。”任何社会矛盾都有一个从萌芽到成势、从个别到一般、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我们要建立滚动排查、及时预警机制，确保对本地本部门存在的主要矛盾做到心中有数，并对其发展趋势有正确的判断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。当前，要依托基层组织，广泛发展信息员，努力把工作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，确保对矛盾发现在早、防范在先、处置在小。要在运用好传统的矛盾排查机制基础上，善于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，提高对矛盾的研判、预警能力。

社会矛盾的发生领域、表现形式是多样的，调处化解的渠道、方式应是综合的。我们要善于运用经济调节、行政管理、法律规范、道德约束、心理疏导、舆论引导等手段，采取平等沟通、协商、协调等办法，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综合机制，提高调处化解矛盾的实效。当前，要构建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有机衔接、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。要拓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师、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，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、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，提高纠纷化解的权威性、公信力。要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、在线仲裁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，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。

四、加强和改进信访和调解工作

信访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。群众信访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，只有带着深厚的感情倾听群众呼声，带着沉甸甸的责任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，才能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。我们要加强和改进信访和调解工作，着力提升解决群众合理诉求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水平。

实践证明，现代科技手段和信访工作有机结合，不仅能够畅通信访渠道，使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提出意见建议、反映诉求，最大限度地减轻群众访累，而且能够提高信访工作质量和效率。我们要全面推行阳光信访，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，提高网上投诉办理质量和效率，树立一种网上信访好用、管用的导向，引导群众更多地变信访、走访、上访为“网访”，使网上信访成为群众信访主渠道。

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，贵在及时、重在就地。我们要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上来，着力提高基层化解矛盾的能力，推动在第一时间、第一地点依法妥善解决矛盾纠纷。要按照谁主管、谁负责的原则，推动有权处理的责任部门，对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做到及时受理、依法办理、认真回复，努力赢得信访群众的信任。要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解决信访问题中的基础作用。要巩固、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，让民间纠纷尽可能由群众解决。要在矛盾多发领域更好地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，并建立专业性调解组织和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，提高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化解公信力、实效性。要完善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，为群众提供多元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。

信访和调解工作是一项涉及民主参与、权利救济、纠纷解决的综合性工作，只有放到全面依法治国大局中谋划，坚持以法治为引领，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信访和调解工作法治化水平。我们要把依法办事作为基本要求，善于用法律上的事实分清是非，用权利义务思维判断对错，严守法律政策界限，依法依规定分止争，不能游离于法律之外解决问题。要在全社会培育法治意识，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权威地位，营造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，让诉求的张扬、纠纷的解决，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。

五、健全严密防范、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工作机制

当前，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。随着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加快流动，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空前提高的同时，也使违法犯罪空间扩大、链条拉长、机动性增强，防范打击难度加大。这就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，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、哪里治安混乱就重点整治哪里，切实增强打击整治的针对性、主动性。要加强对犯罪规律和各类犯罪特点的研究，在用好传统手段的同时，更加注重情报导侦、科技支撑、整体联动，创新防范、打击方式，提高开放、动态化条件下防范、打击违法犯罪的水平。对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，要借鉴一些地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诈骗信息进行监测、拦截和用户提醒，对伪基站进行识别、封堵等做法，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、方法，破解防范难、破案难等问题。

实践证明，运用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增强依法打击犯罪的实际效果，对维护社会秩序、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。对暴力恐怖、涉枪涉暴、黑恶势力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，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，以有效震慑严重刑事犯罪分子，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。同时，对普通犯罪分子中的从犯、初犯、偶犯、失足青少年等，要根据犯罪事实、情节和认罪态度，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酌情从宽处理。这样做，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，有利于他们改过自新、顺利回归社会。总之，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智慧，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代化水平，努力以较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效果。